年春天,张宝文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后面跟着背着包裹的妻子和15岁的儿子张军伟,来到西安市道北落脚。张军伟一家背井离乡,辗转到西安求生存。这段遭遇,与河南发生的这场大饥荒有关。

从年秋季开始,在张军伟的老家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了年秋季,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被挖尽,树皮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

在张军伟的印象中,因持久干旱,使得田地干裂,大风过后,黄土漫天飞。更让人恐惧的是由于饥饿,饥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吃树叶、榆树皮、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粉等,这些东西吃完后,还吃鸟粪、观音土、石头面等充饥。在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

这不是危言耸听,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来应对饥荒。

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嚎,无殊地狱……

年夏天,还未从旱灾的阴影中走出的河南群众又面临着一场蝗灾。

据年6月28日的《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除了旱灾、蝗灾,还有“汤灾”。“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此前的中原大地已是满目疮痍,为了阻止日军西进,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人为地制造了一场大灾难。据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统计,在这场灾难中,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多万人外逃。

关于这段历史,少数传教士和几个中外记者仅留下片断记录,但就是这些纪录,成为还原年河南旱灾历史真相的有力佐证。

年9月份,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在郑州写道:“教堂外面,几天以前有6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去跟着造成拖累。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这里大些的孩子们被卖掉。这个死去的妇女留下的两个男孩加一个女孩,用不了十块钱就能卖出去……”

当年的春天,河南南阳的《前锋报》记者赵鸿恩借了辆自行车,从洛阳到郑州,一路东行,到郑州再南下,直到信阳。一路采写了十多篇报道,系列报道《无尽长的死亡线》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历史细节。在赵鸿恩的笔下,“(郑州)国际救济会难童学校的外国牧师,在年的春天,一天内在街上发现了具尸体。”

当时,敢于披露灾情的媒体,除了《前锋报》这家民营小报外,还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几家媒体。

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令张高峰感到气愤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年2月1日,《大公报》发表了张高峰采写的直击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还原了部分历史场景和片段。《豫灾实录》文中抨击道:“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受灾群众把树皮都吃光了

第二天,《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富有正义感的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张高峰据实回答,侥幸脱身。

年的这个冬季,天气特别寒冷,饥寒交迫的群众又被冻死了不少。

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遭受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除了天灾外,人祸也加剧了灾难的发生。

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年到年期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民不聊生。即使在收成好的年份,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遭受旱灾后,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年3月底,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灾区群众的燃眉之急。

河南人外出逃荒要饭

年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国民党政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重了百姓的苦难。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受灾人数骤增。

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万人。

年河南大旱灾的死亡人数,成为多年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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